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如何理解“六个必须坚持”?对此,学界发表了大量文章,主要就“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涵、重大意义,展开广泛探讨。一般认为,“六个必须坚持”作为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然而,为什么说“六个必须坚持”构成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学界现有研究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尚未提出特别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力图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结合上,对“六个必须坚持”的逻辑体系,特别是每一个“必须坚持”在整个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作一深入考察。
一、人民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唯物史观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而人民群众是劳动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生产力的发展,精神财富的创造,上层建筑的革新,社会形态的更替,都应该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劳动本来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变成一种被迫的谋生手段。一旦停止强制,工人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为富人创造了“奇迹”“宫殿”“美”和“智慧”,但为工人生产了“赤贫”“棚舍”“畸形”“愚钝”和“痴呆”。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国家称为“虚假共同体”,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也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成为管理国家、管理劳动的真正主人。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试验。列宁还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盘改革构想,要求推选优秀工农分子进入工农检察院,强化人民监督,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俄国的沙皇都曾经为自己构筑了坚固的城墙,但最后都倒下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争取千百万群众”,才能迅速地完成革命的任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利益出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如“铁人”王进喜、雷锋等无数英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温饱”“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等发展目标,都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满意”,则是评价改革政策的标准。邓小平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改革一定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利益,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改革开放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人民至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如何“坚持人民至上”作了大量新的论述。首先,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和血脉。“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其次,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玄奥的理念。全党要深入到群众之中,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再次,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依靠人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十三亿人民的力量”。最后,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通过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发挥人民群众从事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自主性:“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自信自立”是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世界的前提。面向世界并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正是通过主体实践活动,不断将“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由此“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改变世界是一个无限复杂的过程。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如果对事物缺乏基本的“自信自立”,什么事情都刻舟求剑、照抄照搬,改变世界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自信自立”来自对事物本质的清晰认识和准确判断。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遭到资产阶级的各种诬蔑和攻击,“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是世界上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各国的反动派都竞相驱逐他、诽谤他、诅咒他。但马克思总是以满腔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战斗,马克思的自信自立正是源于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20世纪初,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辩证法运用于分析俄国的特殊实际,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突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在与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展现出唯物主义战斗者自信自立的坚定姿态。
“坚持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自立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国情的清晰认识。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毅然暴动,创建人民军队,建立红色政权,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成功粉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迎来革命的新高潮。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与国民党成功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战胜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反动派,迎来新中国的壮丽日出。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敢于跨过鸭绿江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邓小平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更是告诫全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信自立的思想实质。
“坚持自信自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素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失去理想信念就要得“软骨病”。但在党的队伍中,确实存在一些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情况: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怎样才能做到自信自立?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追根溯源,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从根本上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二要完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多搞“集成”和“总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代表“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三要通过“四史”学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底是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用党的百年奋斗的巨大成就、宝贵经验、精神谱系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引导广大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四要紧紧针对现实问题,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功能,切实面向现实问题,解开思想疙瘩,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
三、辩证性:“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体现唯物辩证法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唯物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对事物采取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态度,“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相反,唯物辩证法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事物处在永无止境的发展之中,发展是“克服”和“保留”的统一,是“扬弃”。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把澡盆里的“婴儿”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成为超越旧哲学的新哲学。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在“克服”和“保留”中进行的。每一代人都是因为得到前一代人的生产力而向前发展的,“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生产力是如此,交往形式也是如此。为了保留既有的文明成果,当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的观点也采取辩证的态度。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当再度回顾这个宣言时,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另一方面又认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恩格斯一再指出:我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守正创新”正是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精髓的概括。
“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传统。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态度,要求共产党人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为“本本”而学“本本”,而是为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凭借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既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又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再告诫共产党人要独立思考,不走苏联模式的老路,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但个别结论是可以改变的,“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写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纠正过去的错误,大胆创新。我们党正是秉持唯物辩证法,突破“两个凡是”的教条,拨乱反正,才正确处理了各种遗留问题。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守正创新的典范。
“坚持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基础性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转变,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和“创新”的统一,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是深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把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进一步细化为两步:第一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花15年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创新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的发展理念,从以往更多强调投资驱动发展、规模发展、倾斜发展和速度发展转向创新发展、质量发展、平衡发展、普惠发展和精准发展。三是谋划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发展布局,既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性、艰巨性、长远性。四是部署维护现代化发展环境的安全保障,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改革,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五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发展的新型关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六是强调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
四、实践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旧哲学不同的地方,正在于面向现实和解决现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人的现实问题。而现实的问题是由现实的实践引发的,实践的面向不同,产生的问题也不同。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构成人们关于事物的认识论。实践无止境,问题无止境,人们的认识也无止境。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在批判中总结经验,揭示本质,澄清谬误,发现真理,这是问题发现的基本形式。时代问题是各种问题中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它反映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不因个别人、个别群体、个别集团的意志而转移。作为时代主题,影响着该时代一切问题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只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政治力量才可能把它公开地、无畏地写在自己的纲领上。时代问题的解决是有条件的,每一个时代的人们要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就碰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说:少谈点主义,多研究几个问题。李大钊回答:“问题”与“主义”并不矛盾,而且,“问题”的解决正是以“主义”的存在为前提的,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唯物史观是对“问题”进行根本解决的“主义”。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站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去思考,“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需面对的最大矛盾,这些矛盾都必须通过革命来解决。毛泽东所有的文章都与不同时期所要解决的矛盾相联系。新中国的成立是否意味着所有矛盾的解决?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他认为,在剥削阶级消灭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共产党人应该花更多的功夫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他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祖国统一等问题反复进行了思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告诫中央领导同志:“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党的先进性建设贯穿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三个根本性问题和各项具体工作之中,刷新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面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生产方式粗放、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剧、社会建设滞后等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线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新时代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无止境,问题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一方面,世界发展格局、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新工业革命主导的发展动力、世界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人类面临空前严重的气候危机、安全危机、南北危机、文明危机、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人民群众的需要层次明显提高,而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们党面临一系列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运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去解决。只有正视这些现实问题,迎难而上,才可能分析和解决问题,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五、整体性:“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的事物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要素的发展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事物和要素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的考察,预言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历史趋势。既然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作为人的思想也应该自觉地以系统的观念客观地反映世界的面貌。恩格斯批评形而上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思考事物。相反,“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辩证法是用“亦此亦彼”的方式思考事物的。现代系统科学研究表明: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构成较大系统的要素在低一级的层次中也是一个系统,最佳结构产生最佳功能。现代系统科学丰富和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作为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系统的科学性。
“坚持系统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分析和解决问题,还是制定战略策略,历来强调从大局出发,进行系统思考。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战争的指挥员,一定要从大局、整体出发,做到对敌、我、友关系的整体把握,不打无准备之仗。仅《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所论及的战争关系就有40多对。刘伯承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所谓“五行”就是“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也就是说,战争是由“五行”构成的有机整体。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战争,就不能赢得战争。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完整系统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构成其对中国现代化的系统思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要考虑到各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面对现代化建设的诸多任务,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各方面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如“比例关系”“综合平衡”“中心与非中心”,等等。江泽民强调要注意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以此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系统观念的体现。
“坚持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习近平反复强调系统思维的重要性,“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全面深化改革决不能毫无章法地瞎闯蛮干,而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必须统筹谋划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党的二十大对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进行系统规划和安排,形成一个新的完整体系。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运用好系统观念,科学谋划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全局。
六、世界性:“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交往的普遍发展,历史已由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此同时,资本的统治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存在,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共产主义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性要求无产阶级具有世界胸怀,从世界视野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第一国际工人协会到第二、第三国际工人协会,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正是以世界胸怀看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组织了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格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同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也正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世界的未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主张,“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时刻关注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自觉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而正义、进步而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国人民之间相处要平等相待。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强调中国的立场和主张是维持世界和平,强调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因此要打开大门,广泛向世界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重新判断国际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展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把世界和平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主张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通过合作与对话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和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加强和推动国际合作,自觉承担国际义务,再次有力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发展。21世纪初,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坚持胸怀天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格局。进入新时代,一些西方国家百般遏制中国发展,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对此,习近平一方面在各种场合批驳外界诬蔑中国的不实之词,另一方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指出,“你输我赢、赢者通吃不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首先,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其次,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中国不存在霸权主义的文化基因。再次,文明是多样性的统一。如果要求世界各国什么都完全相同那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干出来,而不是从别人的饭碗里抢来的。
“六个必须坚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其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为了谁”的问题,关系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是根本立场。其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何以能”的问题,关系主体修养和能力,是必要前提。其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怎样思”的问题,关系基本方法和具体路径,是基础要素。其四,“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什么范围”的问题,关系视野和境界,是空间背景和胸怀格局。“六个必须坚持”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继承发展,更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思维方法的系统概括和总结,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根本揭示和把握,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践行“六个必须坚持”,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形成合力。一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及其时代意蕴。二要深入分析“六个必须坚持”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全面考察“六个必须坚持”的出场逻辑,总结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经验。三要深入研究“六个必须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深入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深、悟透和践行“六个必须坚持”的有效路径。四要深入研究“六个必须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观、实事求是观、知行合一观、义利观、大同观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作者简介: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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