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品格鲜明、意义重大。对这一思想的宣传、研究和阐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2020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延续以往重大理论问题、重要专题问题的基础上，更集中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原创性贡献、鲜明品格、世界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提出时间先后为序）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创新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出版发行为契机，理论界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高端研讨会，对第三卷的逻辑结构、蕴含的理论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研讨；为了宣传研究、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术理论界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通过总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多维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能力；随着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脱贫攻坚的成就和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成为重要课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学理上阐述清楚“两个大局”尤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变”的趋势以及产生的影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这一思想走向世界、扩大海外影响必须考虑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总体上，2020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呈现宏大叙事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分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国内研究与世界视野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 

　　2020年，学术理论界侧重于系统全面、融会贯通地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系统性集中体现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全面构架和科学阐释上。更具体地说，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问题展开。

　　第一，关于研究科学体系的意义问题。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既是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必要内容，也是深化学习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韩庆祥认为，提炼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根本观点并厘清其内在逻辑，能够帮助我们做到“纲举目张”，更加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整体和科学体系。秦宣认为，搞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所具有的逻辑关系，是把握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理解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第二，关于判断科学体系的标准问题。是否包含鲜明的主题，是否系统回答了所处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结构并且不断开放发展，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体系的标准。秦宣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这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基本依据，也是一种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这个判断标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集时代性、系统性、原创性于一体的开放的科学体系。

　　第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主线、范畴体系、内在逻辑、层次结构、整体性等问题。秦宣认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左乐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可以表现为12组范畴，12组范畴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并构建了一个具有严整性的范畴体系。包心鉴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突出体现在：凸显一大主题，贯穿一条主线，昭示一个真谛，坚守一种品格，彰显一份胸怀，体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王立胜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四个逻辑层次：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价值层，新发展理念是理念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方法论层，制度建设和社会实践是制度实践层。肖贵清认为，科学把握和准确理解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需要从整体性出发，从纵横交错的历史、理论、现实中探寻其建构逻辑。刘化军认为，可以从理论整体、逻辑整体、内容整体三重视角来考量这一科学体系的整体性。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哪些范畴、论断是支撑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及其逻辑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如何切实系统全面、融会贯通地把这一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具有原创性意义的重大观点、重大论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础，对这些具有原创性的重大观点和论断进行研究阐述，把握其创新意蕴，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从宏观视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概括总结。李捷从世界变局、新时代、民族复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六个维度，着重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韩庆祥从中国发展新方位、民族复兴新使命、执政理念新提升、强国之道新整合、战略布局新谋划、国家安全新观念、强军新战略、国际战略新构建、深化改革新设计、强大政党新工程十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吴家庆、陈德祥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学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黄红发、俞思念认为，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关于社会主义下深化改革战略与思路，关于执政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意识，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方略和理念，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等，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从具体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概括总结。

　　第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孙力、翟桂萍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全面从严治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秦书生、张海波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和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新时代“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问题；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断；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观点。

　　第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创造性提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创造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造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创造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性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造性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性提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创造性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第三，关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张士海、刘丹璇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韩华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作出的原创性贡献。郝佳婧总结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思想。目前在该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属于分学科、分领域地阐释这些原创性贡献，将这些原创性贡献系统化、体系化，进而全面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理论飞跃，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是一项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彰显出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肖月认为，理论品格是由一种思想的历史渊源、实践基础、创造主体、形成机制、理论内涵等构成的理论属性，决定着理论的科学性、生命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理论品质、理论特质、理论特色等的研究，基本指向同一个问题。

　　第一，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党的最新指导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术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理论特色和理论品格进行了概括总结。朱佳木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更加显著的革命性、更加强烈的斗争性。靳诺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体现在其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为民情怀、鲜活的时代气息、深厚的历史底蕴、强烈的中国自信、宽广的世界眼光、自觉的担当精神、扎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发展的理论。结合这一讲话精神，学术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质进行了阐释。刘必好、刘怀玉认为，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理论品格。夏锦文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生成背景的时代性，根本来源的实践性，理论品格的创新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赵政、王喜成认为，传承性、实践性、时代性、人民性、政治性、创新性、系统性、高瞻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和时代特征。贺长余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创新的理论。

　　第三，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黄坤明撰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要“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人民至上、历史自觉、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战略思维、斗争精神等鲜明品格”。

　　还有一些学者从辩证统一的角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韩振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体现在：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立场与国际胸怀的有机统一，顶层设计与行动纲领的有机统一。邹玉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党性与人民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继承性与创新性、自主性与开放性的高度统一的鲜明特征。

　　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磅礴的政治大气、强大的自信底气、浓浓的民众地气、乐观的世界朝气。此外，辛向阳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深度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的物质力量性、历史哲学性、深厚学理性、守正创新性理论品格。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研究，需要从列举型研究转向全面系统化研究，避免随意性、主观性，增强逻辑性、科学性，进一步阐释各种理论品格之间的逻辑关联。

0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一个科学界定，也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既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具有重大世界意义。阐释清楚这一思想的世界意义既是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础。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对于充分发挥新思想的引领功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从宏观视角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进行研究。李慎明从中国发展、人类发展、世界格局调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他认为，从中国发展大视野看，拓展了中国道路；从人类发展大潮流看，传递了中国理念；从世界格局大调整看，提供了中国方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林建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三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田鹏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风险，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矛盾新特点，科学回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当今时代本质特征，科学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杨晓慧从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和全球重大挑战三个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

　　着重从中国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进行阐释。姜辉认为，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在于：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姜辉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赞同。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才格外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国际社会认识中国、解开中国成功密码的理论之窗。立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立足“两种制度”“两种主义”共时并存的时代背景，将有助于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05 

习近平五大重要思想研究 

　　第一，深入阐发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正式写入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构建了当代中国军事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大大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进程。2020年，学术理论界对习近平强军思想从内涵到意义，从理论创新到实践路径，都进行了深入阐释。周俊杰、宋博从十个方面阐发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原创性贡献：首次揭示了民族强则军队必强的时代大势，首次揭示了新时代强军目标，首次在基本方略的高度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次明确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以创造力为抓手革除军队的弊端沉疴，首次从体制上、结构上进行军队全面重塑再造，首次实现军队科技创新水平领跑，首次将依法从严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首次把军民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首次规定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永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孙亮从实践维度阐发了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四大路径：政治建军，重塑政治生态；改革强军，重塑组织形态；科技兴军，重塑力量体系；依法治军，重塑作风形象。

　　第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结构与创新贡献。201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发展理念以及“七个坚持”。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结构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关注热点。常庆欣从生产力理论入手，总结该思想的三大创新，即在理论上创新定位了中国经济理论方位，在标准上延伸了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尺度，在战略上改革原有区分体制的弊端。这些解读与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如何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经济战略方向和阶段性工作方向。

　　第三，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这一思想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发展态势，而且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崔青青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优化人类发展模式，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作出了重大创新。丁金光从生态建设的国际合作实践入手，阐发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内涵。此类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剖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清晰呈现了这一思想的理念、合作方式与行动策略。

　　第四，深入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2020年学术理论界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赵剑英认为，唯物史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历史观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价值基础，“道路自信”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而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方法论指引。徐坚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方法论支撑是马克思的“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学者们的研究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思想借鉴。

　　第五，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重大意义。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飞跃。学术理论界集中研究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重大意义，并一致认为宪法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李林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十分清晰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逻辑。陈训秋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贯彻实施宪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从指导思想上维护了宪法尊严、保证了宪法实施。学者们主张从外在监督和内化学习两个层面，切实维护宪法尊严，培育宪法信仰，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内容上亮点突出，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胡明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了探索适合本国法治道路的决心与信念，是引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邓联荣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鲜明的政治导向、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

06 

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研究 

　　2020年7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中英文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王沪宁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充分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伟大实践的最新教材，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学术理论界十分重视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系统研究，注重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发展脉络与主要内容，践行“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原则，取得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

　　第一，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理论创新。创新是理论发展的生长点，学习理论一定要善于总结归纳其中的创新之处。辛向阳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深刻总结与生动展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龚云系统总结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蕴含的六大创新点：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逻辑结构。要将理论掌握彻底，必须从总体上把握理论的逻辑结构。韩庆祥遵循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的“历史方位—奋斗目标—总体方略—全面保障—根本抓手—领导力量”的逻辑线索，从历史方位论、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命运共同论和国家治理论等十个方面归纳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逻辑体系。杨玉成提出了时代论、主题论、立场论、使命论、战略论、建设论和方法论等“七论”逻辑理论体系。吴日明按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内容层次，划分出四重逻辑结构。龚云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内在理论逻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这些研究成果虽结论各异，但都立足于思想的整体性，有助于人们在学习中尽可能地从总体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错误。

　　第三，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方法论。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董振华提出以人民至上的立场价值论、实事求是的辩证认识论、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论为内容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张敏彦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方法论简要概括为精准、协同、抓关键和深入基层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对此进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关于如何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懂弄通做实。学习的目的在于实践。秦宣提出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七大要点，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胸怀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靳诺认为，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建设和防范风险等四个方面，深入学习领会思想中蕴含的原创性、时代性与指导性。黄宪起认为，要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理论整体，着眼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着眼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来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旨思想。

　　学术理论界从规律认识深化、逻辑体系、理论创新、方法论贯彻等方面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阐释，有助于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

07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 

　　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国际形势与时代潮流作出的重大论断。学术理论界在2020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把握理论主动权与话语权，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第一，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展开研究。大变局究竟是什么，如何科学解读其丰富内涵，是我们认识大变局的前提条件。胡鞍钢认为，大变局的内涵是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为核心驱动，带动工业化格局、科学技术格局、贸易格局、城市格局、现代化格局等变革，其发展趋势是“前所未有的南北国家大趋同”。陈宗海从国际力量对比角度解读大变局，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刘德斌以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为核心概括了大变局的五层内涵，即非西方国家的崛起、非西方国家形成新的协作关系、欧亚非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逐渐瓦解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大变局的内涵丰富，表现多样，其中蕴含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值得深入研究。2020年学术理论界对大变局的探讨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张新宁由政治多极化之变与国际治理秩序之变看到，大变局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进入新阶段，也是各国发展模式百花争艳的新阶段。无论是力量对比的表现，还是不同制度斗争的本质，从总体上说都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对此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第二，从历史大视野考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起点。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常态，而变局尤其是大变局，则是由重大历史事件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徐蓝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宏观视角和国家关系对比的纵向脉络梳理了新航路开辟，西方殖民扩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认为这些“既是近百年来世界诸多变化的组成部分，又奠定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因此提出这里的“百年”可以理解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这种起点划定的好处在于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大变局之间的联系。俞金尧认为这个大变局概念经历了从“近代以来”到“数百年”再到“百年”的变化，逐渐清晰，宜采用“长20世纪”的概念，以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理解“百年”历史的开端。这种起点定位的好处在于时段长度适中，既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延续性，又凸显了大变局的突变性。

　　第三，围绕如何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研究。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变得非同寻常。学者们认为疫情加速了大变局之变。如何正确应对大变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成为重大时代课题。金灿荣认为，要从“大国远见”入手，把握“远”的核心要义，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解局之道，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为解局之术，以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创新发展为解局之策。胡鞍钢提出五点建议应对大变局，即始终坚持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世界定位，贯彻落实新“两步走”战略，继续为世界创造“中国机遇”，为世界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以及继续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道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大变局的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中国要积极促进大变局的发展。大变局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坐标，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大势，也是可以借势运势而不断塑造的未来。学术理论界加强对大变局的研究与阐发，有利于我们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顺应时代潮流，将时与势牢牢把握在手中，善用机遇，巧对挑战。

08 

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问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更是将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在抗疫中展现的高效社会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能力。结合抗疫，围绕制度与国家治理问题，学术理论界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学理支撑。

　　第一，关于国家治理形成的历史过程、基本经验和历史意义的研究。胡伟认为，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李捷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诞生过程。

　　袁银传、白云华认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坚持把核心与中心的良性互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坚持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在守本传承与借鉴创新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在民主与集中的张力系统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姜辉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即“制度优势群”“主要制度群”和“方向任务群”，是具有开创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关于中国制度优势与“中国之治”的相关研究。韩庆祥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13个“显著优势”、13个“坚持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理论创新。姜辉认为，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理解“中国之治”的文化奥秘，要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独特的文化传统，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在基因。

　　第三，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新型政党制度等，学术理论界进行了深入阐释。

　　关于我国的国家制度优势，武市红、彭萍萍认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国家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优势。杨绍华认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得到充分彰显。

　　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研究。郑有贵对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由构建到逐步完善的历程做了总结梳理。梁孝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它形成于中华民族百年来救亡图存发展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国家主导下的全民动员为根本特征。何虎生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为基本方针，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抓手，以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核心实质，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国家强盛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石伟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所以至今仍葆有巨大的制度生命力，归根结底源于其在政治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有机统一。

　　关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齐卫平、柴奕认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在国家治理实践进程中彰显独特的优势与效能：坚持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的显著优势，坚持多党合作以整合政治资源的显著优势，发展协商民主以保障人民最广泛利益的显著优势，创新民主监督形式以促进执政党廉洁执政的显著优势。崔桂田、吉秀华以政党比较为视角，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特质与本质属性、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历史经验与道路选择、整体谋划与制度合力等方面探究了其制度优势的深层逻辑。

　　当前，关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总体而言讲“是什么”的成果较多，讲“为什么”的成果较少。对制度自信、制度执行、制度建设等问题，需要从学理层面深度阐释，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总结和概括。对国家治理问题，除了宏观整体的研究，还需要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微观具体研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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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和意义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迎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为此，学术理论界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意义以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展开了研究。

　　第一，深入阐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与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谢伏瞻通过回顾“小康”概念的历史演进与党领导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昭示社会主义强大生机的重要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探索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吴晓明用“小康中国”的实现来概括这一重大历史成就，认为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意味着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会原则。肖贵清引用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赶考”概念来比喻党不忘初心、勇担重任的历史使命，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赶考”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赶考”。陈晋从现代化的历史视角出发，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张占斌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拓展了新路，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大世界意义。脱贫攻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与根本标识，顾海良关注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人类反贫困事业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的脱贫事业构筑了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回顾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回顾与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意义。谢伏瞻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以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等六大方面系统总结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

　　决胜脱贫攻坚直接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因此总结决胜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郭建宁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发挥制度优势以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

　　第三，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展开研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全新表述，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代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复兴之路上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起点，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发展基础。学术理论界就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新表述展开深入研究。陶文昭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源于国家发展现实需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既要一以贯之，又要根据现实情况合理调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开新局，出新彩”的新发展阶段。欧黎明从“新征程、新论断、新格局、新理念、新要求、新部署”等六个方面的“新”，阐释“十四五”规划的前瞻性、全局性与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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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 

　　近年来，海外理论界持续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发展，形成了较有规模与深度的海外研究与传播，成为海外“中国学”的热点之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世界话语权的提升。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主体丰富多样。除了各个大学的汉学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之外，一些知名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也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成为国际治理研究的焦点，以至于一些国外综合性智库也加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阵营，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主题兼具宏观性与主题性。有海外学者从习近平本人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发展脉络中系统介绍“中国梦”“一带一路”和“新型大国关系”等，如纽约大学华人学者熊玠（James C.Hsiung）撰写的《习近平时代：实现中国梦的综合战略》《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等，用严谨的学术和中立态度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讲给西方人听。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 Tavrovskiy）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着重分析了“中国梦”的理论来源、现实内涵与实现路径，在俄罗斯引起强烈反响。

　　除宏观系统研究之外，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具体专题也作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在经济方面，海外学者聚焦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国工业转型与社会生机、国有经济复苏以及自主创新等主题。在政治方面，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一直是海外关注的热点。在文化方面，“讲好中国故事”等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战略举措成为新兴关注点。在社会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从“和谐社会”到“美好生活”的转化都不断成为西方当代中国学研究的焦点。在生态文明方面，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对海外学者触动颇多，他们撰写了大量以“中国的天然气战略”“中国清洁能源”为主题的文献。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呈现跨学科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思想的研究要求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视角。这一思想的丰富性、开放性与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吸引各个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在海外研究中，人文研究的文献学方法、历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的建模方法、统计分析方法紧密结合，使得理论分析更具数据基础与科学依据，如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撰写的《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采用人文传记与政治学治理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理论。美国加州大学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撰写的《调节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习近平时代的贫困政策变迁》一文则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向西方读者系统介绍中国低保政策的发展变迁与产生的社会效益。

　　第四，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评价。近年来，海外学者普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价值与意义持肯定态度，尤其认可“新时代”的提法，新加坡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体现了历史传承与开拓创新。西方学者更侧重于国家治理、脱贫攻坚与发展战略研究，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潘公凯（Philip Pan）在2019年撰写文章《没有失败的土地》，通过阐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飞速发展，论证了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劳伦·约翰斯顿（Lauren Johnston）与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Xulio Rios）认为，改革开放与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功，一方面使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全球增长中心，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全球贫困人口，为其他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思想评价与个人评价紧密结合，即在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经历、人格魅力、道德情操等为思想研究的背景。这种做法使得思想发展生动鲜活，脉络清晰，更具感染力。无论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美国的《时代周刊》等主流媒体，还是李光耀、基辛格等世界知名政要，都高度肯定与赞扬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意志、非凡勇气、强大能力与巨大自信。从近年的海外研究来看，这种高度评价与赞誉有增无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舆论场，极大提升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实践不息，理论创新不止。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纵深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容和逻辑体系将更加丰富完善。可以预见，学术理论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原创性贡献、世界意义及其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将更加深入。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衔接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是学术理论界需要着力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如何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目标要求和重点举措，如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尚需深入研究。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从政治上领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如何加快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如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问题，都是学术理论需要攻关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大党百年辉煌，从多维视角深刻总结建党百年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系统梳理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和经验规律，全面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交上一份完美答卷，是需要学术理论界完成的重大理论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