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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
佛家有言,一粒沙中看世界。湖丝有光泽,有质感,湖丝不是自然物,有内涵,有文化。透过湖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看到中国不同地域的环境变迁,看到江南的产业分工与工匠精神。从湖丝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徐荣村的故事说起:
1851年,英国举办第一届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中国商人徐荣村,寄七里湖丝12包参展,获得博览会“制造业和手工业”奖牌。
这则故事连带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徐荣村参加世博会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第二,为什么提供首届世博会的是湖丝而不是其他物品呢?第三,为什么是从上海而不是从广州或其他港口出发呢?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自葡萄牙人在16世纪占领澳门以后,广东香山一带就处在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沿,那里的中国人,对西洋文明接触最多,了解最切,知之最深。鸦片战争前后十多年,对西方新生事物信息灵敏的人,主要是这一带人,特别是奔走于中西之间的买办。近代买办有广东籍、江浙籍之分,但那时候江浙买办还没形成气候,活跃在洋行里的买办主要是香山人。徐荣村与他的哥哥徐钰亭,都是最早的从广州转移到上海的香山买办。“湖丝甲天下”。湖丝以其细、圆、匀、坚、白、净、柔、韧等特点,远远超过其他地方所产蚕丝,在明清时期就世界闻名,明代开始就有外国人用外国商品交换湖丝。鸦片战争以后,湖丝在欧洲市场上更受到欢迎,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窗口主要是广州,那时丝、茶等商品主要从广州出口到西方。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以其地处长江三角洲,与丝、茶等商品出产地联系更方便,交易成本更低,文化方面也比较开明,因此,很快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窗口。
这就是为什么是香山人、为什么是湖丝、为什么是从上海出发的历史原因。
再看一个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故事:
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在此以前,已有中国商人向上海道台提出申请,要求开设商号,从事对外贸易。前些年,历史学家王庆成从伦敦英国图书馆,发现一份由中国商人张新贤向上海道台提出开设商号的禀帖,其中正式提到“湖丝”问题。这份禀帖对于研究湖丝贸易,具有重要价值。禀帖不长,原文如下:
商人张新贤为禀请开设敦利号以与英商贸易事
为开设丝茶两栈禀请转详关宪给谕,以便饬遵事。
敬禀者:窃职向在粤东贩运江浙各货,开设裕隆竹记字号。缘上年奉有五口通商谕旨,职在粤东有同业陈春圃、卞博山情愿合伙在上海开设敦利字号,招徕丝茶各商,遵奉新议章程,照则纳税,经理贸易事务。是以职等于今年七月来上,在台治西姚家弄、东姚家弄、王家巷、孙家巷以及前和典基、万瑞坊基等处租赁栈房,门前均贴敦利栈字样,以便招接各路商人,安顿货物,庶英国领事官到日,即可通商贸易。
惟湖丝一项,遵照新章补纳三关税银,已据监生沈浩开设通亿丝栈,禀请详充给谕在案。
伏查新议通商章程内载,英商与华商交易一款,现经议定英商到货后,自投商贾,无论与何人交易,听从其便等语。职等遵照新章,预为租赁栈房,不论湖丝、茶叶各货,均听英商自投栈号贸易。所有内地丝商应补三关税银,令其于成交后自投银号代纳。其茶叶一项,亦令英商于成交后即赴银号输纳税银。
惟职等租有各处栈房,应行禀明宪案,叩请转详关宪,以专责成而杜偷漏,实为德便。为此谨禀。
这则禀帖,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是,鸦片战争以后,湖丝已是中外共同认可的最为重要的对外出口商品。事实上,明清时期,中国对外出口,包括出口欧洲、东南亚与日本,最主要的货物:一是丝绸,二是棉布,三是陶瓷,四是其他物品,其中尤其以生丝、丝织品最为重要。明代徐光启已称:“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在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中,作用非同一般。上述禀帖中言明,张新贤等人所设立敦利字号商行,是与同业陈春圃、卞博山等三人合伙,从七月份已经来到上海,已经租下至少六处栈房,可见规模不小。这三人,此前已在广东贩运江浙各货,是颇有经验的商人。张新贤在禀帖中自称“窃职”者,表明他是有一定功名的,很可能是经商成功捐了“候补道台”“候补同知”之类的虚衔。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于湖丝出口,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按照《南京条约》及其相关的一批条约,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规定新设立的口岸关税,补交以前去广州旧道上本来应该缴纳的内地税。上述禀帖中说到的“所有内地丝商应补三关税银”,就是指如果走旧路,即走陆路而不是走海路,从上海到广州,应该经过三个内地关口,即北新、赣州与太平这三关。从这份禀帖以及上海道台的批复中,英国曾要求免纳这一税款,但上海道台坚持不免,必须收缴。结果这一规定得到了实施,直到1861年以后才得以改变。
从湖丝看到中国不同地域环境变迁
蚕桑并非江南特产,丝绸也不是江南独有。中国蚕桑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华北、四川等地,植桑养蚕缫丝织绸,也都有悠久的历史。秦汉时期,这些地方都是丝绸出产地。南北朝时期,江南丝绸纺织技术仍不及华北发达,“河北妇人织纫组絒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发展也不均衡,而是逐渐向湖州一带集中。桑树喜高平地带,不喜低湿之区,对肥力亦有较高要求,因此,即使高平之处,亦宜培土深厚。唐宋时期,江南蚕桑以北部地区的润州、常州最为发达。宋元时期,太湖南侧发展迅猛,而北部呈衰落趋势,明代更加明显。明清时期,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其以湖州的乌程(归安)、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湖州、嘉兴一带,土地肥沃,地势高爽,肥力与排水条件均较优越,最宜桑树种植。沿海滨江地区,以及山区,虽然地势高爽,但肥力较差;苏州东部、松江西部,地势低洼,肥沃有余,但排水不畅。湖州地处水系上游,水质较好。桑蚕区最后落在四府交界区,落在湖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实非偶然。清初唐甄说:桑蚕集中于太湖南岸的湖州一带,“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地不过方千里”(《潜书》),这一判断,基本合乎实际。
由此可见,湖丝的由来、演变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历史演变的浓缩版。
从湖丝看江南产业分工与工匠精神
丝绸较之麻布、棉布,对工艺要求要高出许多。麻布、棉布的原材料都是植物,而丝绸的原材料,是经过精心培育的专门食用桑叶的蚕吐出的丝,因此其原料的形成,是植物(桑)与动物(蚕)双重作用的结果,影响因子要复杂得多。就桑而言,就有选苗、栽树、浇水、施肥、松土、剪枝、采叶等环节;就蚕而言,则有选种、浴种、出蚁、喂叶、除粪、防病、治病、上蔟、采茧,然后再进入缫丝、漂染、纺织等环节。诸多环节,环环相扣,每一环节都很重要,都不能掉以轻心。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密度高,在丝绸生产方面形成较为细密的分工,不但植桑与养蚕有分工,丝的生产与绸的生产有分工,而且每一阶段都再有分工,形成很长的产业链条,构成很大的生产规模。众所周知,在生产领域,集聚促进分工,分工促进创新,创新促进进步。以桑叶市场为例,太湖流域在光绪年间已形成集散范围大约百里的桑叶市场,集中在嘉兴、湖州、苏州三府交界处,以乌镇的桑叶市场最为著名:光绪年间“叶市甚盛,约有十万担出口,均由下乡(南浔、震泽、檀丘等处)蚕户来此采购”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湖州盛产丝绸,湖丝世界闻名,是天时、地利与人为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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