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有人告诉我，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有我的一些手稿。当时我猜想不出来那是一些什么稿子，为什么会存放在档案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里，我当然不可能过问这件事情，“文革”后的多年间，一直没有到南京去。直到1994年3月，我才到南京，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在档案馆的同志帮助下，终于弄清楚了这件事。这份手稿原来是我在1942年底编的一本文集，名叫《夜读散记》；是在1949年解放重庆后，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构所存的档案中发现的。显然，在1942年我是准备出版这本书，由出版者按国民党当局的规定把原稿送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结果原稿被扣押下来。所谓原稿，其实有些是杂志文章的剪贴，有些是我自己和别人抄写的。

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从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沦陷前夕，从武汉到了襄樊。1939年夏天又离开襄樊到达重庆。到重庆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并且还在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41年初，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地区内的生活书店等进步的文化机构，遭到很大的破坏。整个政治形势有急剧变化的可能。这时候，党组织为保护文化界进步力量，让许多在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朋友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香港去，在那里继续尽可能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又从香港退回内地。我再次到了重庆，在党的《新华日报》工作。

这时，生活书店只剩下在重庆的一个分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书店都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重庆的分店只有售书的门市部，自己不出书，也没有编辑部。但是分店的负责人觉得还是应该出几本新书，就要我帮忙，为他们找书稿。记得这时我曾为此去信给在昆明的吴晗教授，他寄来一些近年在报刊发表过的谈论历史的文章，我为他编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镜子》。我自己的《夜读散记》也是在这时编出来的。《历史的镜子》由生活书店出版了，而我的这本书稿却被扣押在国民党审查机关里，直到1949年后进入我们的档案馆。

我的这本书所收的是从1939年秋到1941年初在《读书月报》和《全民抗战》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抗战时期，1939年起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原稿审查制度，所以这些文章最初陆续发表时，都已经通过审查。但是到了1942年把这些文章汇集送审时，国民党审查机关的老爷们却不放过它们了。当时大概我对这本书稿能够通过审查机关并不抱什么希望，甚至是明知其命运不佳而送去的。我在做报纸刊物的编辑工作时，常常有意在送往审查机关的文章中摆进极可能被扣留的文章，以掩护那些较多可能通过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策略吧。这本稿子被审查机关扣留，当时既不出乎我意外，事后多年我也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

国民党的原稿审查制度，是在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以后开始施行的。这个制度规定，所有将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都必须送审原稿。国民党当局之所以不实行出版物排好清样后送审的办法，而必须送审原稿，是因为要避免出现“开天窗”的现象。（如果把排好的书刊或报纸的校样送审，那么在出版物上，就可能出现一些被检查官删掉的空白，这就被称为“开天窗”。）为什么要避免这种现象呢？当然是因为虽要审查出版物，但又怕露出痕迹的缘故。所有出版物都要进行审查后才能出版，表面看来，审查工作量是很巨大的。但其实并没有多么繁重，因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民间的出版事业已极度萎缩，而对于国民党官办出版物的审查，当然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南京档案馆在给我复制《夜读散记》原稿时，也复制了一些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档案中找到的有关我的材料。如这里面就有“国民党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送到重庆去请求批准的文件“赣处二八二〇号”，其中写道：“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内容有违审查标准，拟予查禁。”这本书是早在1937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前就在上海出版的，这时江西省有个出版社想再印这本书，所以送审。重庆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江西的审查官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写道：“查该书内容确系立论偏激，不满现实，触犯审查标准乙项第五条之规定，批准予查禁。”还对审查结果下判语说：“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论做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做准则，有违审查标准。”由此可见，不仅新书的原稿要送审，而且民间出版社要重印一本已出过的书，也要送审。而且对已出版的书也有查禁的。1943年6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上半年查禁图书一览表，列举了当时查禁的几十种图书，查禁的方式分为：“就地取缔”、“停止发售”、“不准再版”、“不准付印”等。其中，列举的书第一种是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我的《思想方法论》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均有幸被列入。

从《夜读散记》稿本中，看不到审查官对这本书表示什么意见。但仔细看后发现，在书中《学习鲁迅的文体》一篇文章上，有浓浓的墨笔画了几个大叉，这显然是国民党检查官留下来的痕迹。在《谈读历史》一文中，国民党检查官还特别注意到“其实并不是历史使他糊涂，而是糊涂的人把历史弄得糊涂了”一句话，他也注意到在《鲁迅的教训》中引用鲁迅的话“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这两处都留下了检查官画上的黑杠子。还有《言语和情绪》一文其实并无深意，但文中最后“以为消灭言语就是消灭情绪，那实在是愚蠢的打算”旁边，也被标有黑黑的墨道，显然这句话也特别引起国民党检查官的注意和警惕。检查官在书中留下的这些痕迹，是很有趣味的，或许还能引人深思。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本来是50年前就应该出版的。

因为是50年前要出版的书，为保持它本来的面貌，所以现在出版排印前，我对这本稿子没有做任何变动。其中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很恰当，甚至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也不再加以改变。读者明白，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作品。《夜读散记》中所记引文的出处，都是一些旧版本的书刊，这次均未做变更。还须说明的是，1991年曾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胡绳文集（1935—1948）》,《夜读散记》中有半数的文章曾编入那本文集。

1995年3月30日写于武汉东湖

同年4月20日在襄樊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