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识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历史教科书上，我们只是了解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南京大屠杀和敌后游击队等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梗概，但是对于其中的许多过程和细节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在视觉印象上，除了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外，主要就是来自《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和《地雷战》等一些经典的电影。

所以，当我于2003年在英国偶尔接触到《伦敦新闻画报》中有关中国抗日战争那些图文并茂的现场目击报道时，心中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之所以能够在故纸堆中发现这批出自英国记者之手的抗战老照片和相关文字报道，并将它们逐步地收集和整理出来，完全是由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机缘。2003年2月至7月间，我作为由英国学术院和王宽诚基金会资助的访问教授，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英语系和中世纪研究中心进行学术研究。我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去收集有关中古英语文学的资料，因此除了听课和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按照自己的习惯，我将图书馆收藏中我所感兴趣的书都快速浏览了一遍，除了专业书之外，还有跟中国有关的书，尤其是跟在华传教士和有老照片作为插图的一些早期西文书。有一天，在图书馆顶楼颇为昏暗的书库里，我终于翻到了一大排的大开本杂志，《伦敦新闻画报》。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以图片为主的新闻周刊，从1842年创刊，一直到1971年停刊，总共发行了130年，大约为6760册。我刚翻阅了几本，就意识到自己是挖掘到了一个有关中国老照片和图片的富矿。那种感觉恐怕就跟伯希和当年在王道士的藏经洞里看到敦煌书画时的感觉差不多。当即我就改变了自己原定的研究计划，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将那些堆积如山的期刊从头到尾仔细地翻阅了一遍。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清末民初该杂志派画家和摄影师到中国来进行采访的现场报道。后来，因为从网上看到有日本极右派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华史实的报道，我便试探性地查阅了二战时期的《伦敦新闻画报》。不用说，绝大部分的二战报道都是发自欧洲（包括苏联）的战场，但是远东战场的报道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英国当时在中国各地有租界和侨民，不仅有公司、房地产等实际利益，而且还有众多的传教使团、文化机构、驻军和常驻中国的记者。

《伦敦新闻画报》中有关抗战的报道主要有以下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当然是该周报常驻中国的记者，他们一般都住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等有英租界的大城市，其报道文章和拍摄的照片往往并不署名，所以很难查到那些记者的姓名。该报还有一种典型的传统做法，就是在另外地方有突发事件的时候，报社往往会派出临时雇用的特派记者前往现场。例如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拍摄了大量战地照片，并且后来被流弹击中，死在战场上的《每日电讯报》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就为《伦敦新闻画报》提供了不少精彩的照片和文字报道。另外，《伦敦新闻画报》在中国各地的英国传教士和商人中还有不少通讯员，他们也常给该报寄去他们拍摄的照片和撰写的报道文字。例如，陕西的一位英国主教的女儿弗朗西丝·B.卢茨小姐于1938年初专程到延安去采访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并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精彩的照片和相关的文字报道，使欧洲的广大读者首次了解到，在日本军队所占领的大西北后方还活跃着一支积极抗战的“红军”。

纵观本书中所包含的320多张照片和60篇报道文章，可以看出它们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系统性。

中国国内现在能够见到的绝大部分有关抗日战争的照片不外乎有两个大的来源，即作为交战双方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众所周知，敌我双方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和拍摄的照片往往都具有较强的倾向性。长期以来，中国和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的不同表述和对事实真相的争论不休，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以中立姿态出现的英国记者的现场报道和照片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所谓中立姿态，就是指英国记者在报道某一个战役的时候，不仅深入到日军内部，全方位地报道日方的观点；而且也十分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和看法，并且经常同时报道两军的情况，对双方不同的说法进行对比、分析和评论。正是在这些方面，使我深深感受到《伦敦新闻画报》中抗日战争报道的史料珍贵。当然，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英国的立场，有些史事还有待证实，但毕竟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声音。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相当部分的抗战老照片具有出处不明的问题。一个来历不明的东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不但在法庭上不能够作为“呈堂证供”，就连一般的学术文章都是不能够采用的。日本极右派学者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2000）一书中，正是抓住了中文史料中的这一弱点，试图全盘推翻南京大屠杀这个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日本极右派的这一举动本身无疑是在扯皮。

作为一份周报，《伦敦新闻画报》的抗战报道对每一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每一周，或者甚至是每一天都有连续的报道，这就大大增强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英国记者的这些报道和照片都是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罪行的绝好证据。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书中的那些实战的照片是英国记者冒着枪林弹雨，躲藏在地堡里，站在战壕中，或者甚至是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在战场上拍摄的。如上所述，其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就是在淞沪会战中拿着照相机拍摄激战场面时被流弹射中，牺牲在战场上的。这些记者敬业到了如此的程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除了事业心很强之外，我想他们都怀着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即为了使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了解在中国战场上所正在发生的历史真相。

用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中国抗日战争现场目击报道，其史料价值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吗？以鲜血来交换所赢得的中国现代历史重大事件的真相，我们能让其永远被灰尘所埋葬吗？我想每一位读者都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我为能有机会参与收集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而感到荣幸和欣慰。谨以此书纪念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战斗的中国军队官兵和人民；同时也以此书纪念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英国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